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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失去地位最根本的诱因，就是腐败。腐败几乎成为各国改朝换代的导火线。中国作为一个执政党，事实上也正在受到来自腐败的威胁，反腐败已成为近年来中国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为了反腐败，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组织措施，如在大部分省区新任的正副党委书记中，原来的本地化倾向有所改观。更引人注目的是纪检委书记规格的提升，每一个省区的纪检委书记都由省委副书记兼任。推行了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家庭财产报告制度。1992年以来，更是出台了100多个“不准”。中组部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试图规范干部的选拔任用，预防用人上的腐败。高层也对腐败问题给予了严重关注，1989年，提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惩治腐败成为留下的重要政治交待。

　　目前的干部选拔主要有两种形式：“伯乐相马”和“规则赛马”，也就是“人选人”和“规则选人”。“人选人”主要是凭借选人者个人经验做出判断；而“规则选人”则是通过设计好的一种标准，对候选者进行全方位的素质和其任用的领导职位的个别需求来评判。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伯乐相马”式的弊端是具有很大的外部性且不会随伯乐数目的增减而发生实质性改变，另外，这种形式存在很大的腐败机会，一旦腐败行为发生，其治理难度也是很大的；而依靠“规则赛马”选拔任用干部则大大降低了腐败发生的可能，因为这种方式完全是“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规则，根本不需要卖官鬻爵的假伯乐。而通过提高“赛马规则”的设计质量后可以最大可能地降低其外部性水平，而可以大大提高其专家性，通过这种规则选拔出的干部将是德才兼备的良将。

　　刘涌在“轰倒”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后，即将目标锁定市长慕绥新，第一次与之交往，他便用10万美金“套牢”了慕，使之由“人民的市长”变成了黑社会的市长，此后慕市长便“尽职尽责”为刘涌黑社会组织服务，为该组织的“茁壮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温岭市原市长周建国、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杨卫中则更典型。张畏木匠出身，一无资产，二无文才，三无业绩，因得到周建国、杨卫中两位“大官人”的栽培和支持，他网罗了一批恶霸、地痞、在温岭市欺行霸市、强卖强买、胡作非为，一下子“暴发”成了亿万富翁。更因周建国、杨卫中的权力照应，张畏还当上了浙江省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省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不少企业都被“名正言顺”地“并”到了他手下，使之成为拥有13个子公司的浙江省东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还担任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周、杨二位官人如此不遗余力地栽培张某人，自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张氏犯罪团伙涉案资金5亿多元，其中不少落入了张、杨的腰包。

　　此外，黑社会性质组织与腐败分子为了彼此的利益，临时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对方的权势或人员力量为自己清除经济或政治上的障碍。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雇佣腐败者，利用腐败者手中的权力为己谋利，达到独霸一方的罪恶目的。如浙江省仙居县的郭君明、王焕春黑社会组织，为了使自己开办的煤气公司垄断仙居县煤气市场，向县城建局分管煤气经营的副局长顾金达、县物价局局长朱永跃、物价局价格科副科长王国聪3人行贿15万元，很快便实现了独霸仙居煤气市场的梦想。还有广东的黑社会头目江强，在广西柳州市中山大厦开赌场后，用2万美元打通柳州市公安局局长于丁之妻陈红的关节，此后于丁多次暗中照应江强的赌场，为他通风报信。另一种是腐败分子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暴力手段消灭自己仕途上的对手，以达到自己谋官、夺官、保官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原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为了当上县委书记，重金雇用陈家友等当地黑恶势力用汽车将时任安义县县委书记的胡次乾撞伤，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