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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唐代，土贡荔枝的地区有戎州南溪郡（所贡为荔枝煎）与广州南海郡（所贡为荔枝）两处。至于杨贵妃所嗜荔枝，唐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4]”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信此说，记为：“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但唐时广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在京师东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至东都四千九百里。[5]”如按唐代传递诏命急驿日行五百里的速度，从广州出发向长安运送荔枝，至少也需十一天。且荔枝北运难以由岭南驿卒一次性从起点运到终点，更可能是接力式、分段依次运往长安[6]。荔枝“方暑而熟，经宿则败”[7]，很难保证荔枝的新鲜送达。曾巩的《福州拟贡荔枝状》记载：“生荔枝留五七曰辄坏，故虽岁贡，皆干而致之。[8]”

　　唐宋时期，除了岭南，四川地区的荔枝种植也较为兴盛，有“蜀中之品，在唐为盛”的说法。荔枝种植范围广泛，以戎、泸、涪、嘉四地品质最优。相较于从岭南进贡荔枝，四川地区尤其是当时的涪州显然具备路程近便的优势，其进贡至都城的荔枝在新鲜度上远超岭南[9]。北宋中叶以后，涪州说逐渐占据主流，苏轼《荔支叹》诗云：“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诗注说：“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之。[10]”《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山南西道》载，涪州所属乐温县“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11]”涪州说的兴起，既有涪州荔枝“颗肥肉脆，唐杨妃所喜”的原因，还与此地“至长安有便路”息息相关[12]。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贡荔枝地》说：“余昔记唐世进荔枝，于《辨误门》云：‘唐制以贡自南方，《杨妃外传》：以贡自南海。杜诗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张君房以为忠州，东坡以为涪州，未得其实。’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东坡亦川人，故得其实。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记图》，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长安差近，疑妃所取。盖不知涪有妃子园，又自有便路也。”[13]

　　唐代中后期，巴蜀地区依然有贡荔之举，如咸通年间东川贡荔、元和十四年特诏荆南贡荔。“东川每年进蜜浸荔枝，道路遥远，劳费至多，自今已后，宜令停进，布告中外，称朕意焉。[14]”东川，即剑南东川道，泸州和渝州为其所属，唐大诏令集所称东川贡荔其来源当来源于这两地。《四川通志》记载：“（江津县）荔枝园，在治后，旧有荔枝树，传为唐时植也，今无。[15]”“臣伏见元和十四年（819年），先皇帝（唐宪宗）特诏荆南，令贡荔枝，陛下（唐穆宗）即位后，以其远物劳人，只令一度进送，充献景灵，自此停进，当时书之史册，以为美谈。[16]”至德二载（757年），“置荆南节度，亦曰荆澧节度，领荆、澧、朗、郢、复、夔、峡、忠、万、归十州，治荆州。”[17]广德二年（764年）“荆南节度罢领忠、涪二州，...置夔忠涪都防御使，治夔州。[18]”元和三年（808年），“涪州隶黔中节度”[19]，但从刘晏在忠州任上被荆南节度使庾淮所杀这一事件看，元和年间的忠州应属于荆南节度管辖，因此元和十四年（819年）荆南荔枝可能来源于忠州、万州等地。除前述的戎州为唐代后期常贡外，其余应为或进奉，非为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的制度。

　　但和金牛道、米仓道等同为自巴蜀入关中的重要通道不同的是，文献中对它的名称并没有明确地记载（除了北段的子午道）[22]。《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涪州到长安的道路云：“从万州北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23]，而没有明确记载涪州至洋州段的名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汉水流域的房州（今房县）翻越达州山路至夔、峡一带的道路时，称此道路为“开元时涪州进荔支路”[24]。方回在《续古今考》称“唐明皇荔枝路”[25]。由达州向南，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高都山，距军北一十五里。...高都驿路，乃天宝贡荔枝之路也。[26]”胡林翼《读史兵略》又载：“从故道袭雍，此今日驿路所谓北栈者。前子午道，则唐时进荔支道也。[27]”黄盛璋在《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中称自洋县、西乡到万源、达县、万县以至重庆、涪陵等地的道路为“洋巴道”[28]。此后，严耕望系统研究唐代交通路线，称其为“天宝荔枝道[29]”，“荔枝道”逐渐为学界普遍认同。

　　其中洋万涪路是唐宋时期黔中郡及今三峡地区北上关中的重要大道。《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江南道六》记载：“（涪州）东取江陵路至上都水陆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从万州北开州通宣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水路至万州六十里。...西北陆路至渠州陵山县三百七里。[31]”《太平寰宇记》卷第一百二十《涪州》也记载：“（涪州）东取江陵府路至长安水陆路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东至万州水路六百一十里，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西北至渠州邻山县二百七十里。[32]”但此路迂回。如从涪州贡鲜荔枝，走龙溪河谷经梁山、新宁、宣汉县北上最为快捷，此路或为宋人吴曾提及的“便路”。相对而言，洋渠路水运南下更为方便。

　　在吐蕃、南诏相继兴起的历史背景下，荔枝道的开通对于唐廷在天宝以前招抚西南诸蛮、对抗吐蕃，天宝唐诏战争以后防御南诏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开元二十六年（738）蒙舍诏在唐支持下兼并洱海各部建立南诏政权。天宝战争后，唐诏关系急转直下，黔中地区成为防御南诏入侵的重要战略支点。贞元九年（793）四月，在吐蕃的压力下，南诏又期望重新与唐朝结盟，因此派出三路使者出使长安，其中一路由杨大和坚带领，从黔中北上。四月出发，至岁中（七月）到达长安[40]。当时，夏秋季节通过三峡航运去往江陵，再沿汉水转往长安无疑路程更为遥远，且风险更高。如《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记载，“其年八月，集兵于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峡路险。[41]”《元史》记载，蒙哥攻打钓鱼城时，来阿八赤建议“俟冬水涸，瞿唐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42]”另据《书》卷三十六记载，“（贞元）八年秋，自江淮及荆、襄、陈、宋至于河朔州四十余大水，害稼，溺死二万馀人，漂没城郭庐舍。[43]”贞元八年秋长江中下游及汉水、淮河等地区的大水对道路、城郭庐舍造成了巨大破坏，考虑到路程和安全，杨大和坚一行使者到达涪州后通过荔枝道北上长安无疑更为便捷和安全。